最大的是案堂，顾名思义就是审案的，包括通判老爷的卧房。
其次是推官，被誉为二老爷，专门负责案情审判，只要不是命案，就由他审判。
第三，自然是牢狱，其占地十余亩。
其中，看押重罪犯的“监”，拘禁轻罪犯人的“羁铺”，羁押欠债罚赎人质和人证的“差馆”等，拥有层次分明的三级牢狱体系。
最后，则是商税局。
商税局由之前的县衙税课局改名而成，专门负责征收商贾、侩屠、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以及如今的农税。
换句话说，抢了县衙户房的权力，掌管本县所有的赋税。
而商税局则是由通判管理。
审案，看押，征税，通判的职责不小。
待张竹抵达衙门时，商税局的大院中，已经聚集了近六十号人。
而像他这样正经的吏员，只有五个，白役是其就九倍，在县衙中仅次于三班捕快。
正吏是有编制，有朝廷发的钱粮，而白役则是吃县衙饭，一旦某年县衙没钱了，就会拖欠，而且随时会裁撤。
税吏与普通的衙役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可以挎刀，甚至衙门中常备马骡，巨大极大的威慑性和机动性。
有时候碰到刁民，县衙还不得不支使税吏。
商税局的司吏穿着八品的绿袍，头戴乌纱帽，挺着大肚子，施施然而来。
他也不啰嗦，在台阶上的椅子坐下，眯着眼睛道：
“咱们忙的时候到了，规矩你们都懂，宁可多收，也莫要漏收，多收了顶多乌纱帽不保，漏收了就拿你们的家底来补，全家流放——”
底下一群税吏低头不语，面色平静。
农税和商税统一之后，赋税的征收不再由地方掌控，商税局虽然由通判监察，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财部的直接领导。
每一任司吏，虽然财部无法任选，但却能罢黜重任。
这种双重管辖，让商税司戴上了紧箍咒。
像前明，以及其他历朝历代那样，随意征收杂税，新开杂税填补用度的做法，根本就行不通。
新明主打的就是一个控制。
“好了，全县刚好十个乡，一人两个，七天内必须完税，十月底要运至府城，可不能耽搁了。”
司吏随即分配起来名额来。
各乡有富有穷，普通情况下都是一富一穷，如果跟司吏关系不好，那就是两穷，关系好则是两富。
富者在平原，穷者在山地。
显而易见，张竹不好不坏，得了一穷一富，赵家镇，左后堡。
马厩中，他领了一头骡子，两匹驴来，领着十名白役出了城。
只是张竹一人骑骡，余下的两头驴空荡而行。
一行人浩浩荡荡，惹得路人瞩目，不敢多言语。
“去赵家庄。”白役问询时，张竹随口道。
赵家庄处于官道旁，交通便利，平原众多，可为富庶，而左后堡则是卫所该制而来，地处要地，但却穷了些。
一行人抵达镇中时，乡三老们早就在路边迎接。
寒暄片刻后，就酒楼伺候。
酒足饭饱，还不待众人反应，乡里就塞了一些土特产入众白役腰间。
不多不少，十块银圆。
而到了张竹这，则是两张百块银圆的银票。
“这是天下钱庄的票子，您随时可以兑现。”
捏着银票，张竹不置可否，他眯着眼睛：“这可不符合规矩！”
往年都是一百银圆，如今翻到了一倍，这可让人惊诧。
他就这样直接看着这位乡长，毫无顾忌礼节。
一旁的乡老和乡警，则想要言语，却被乡长阻止。
他披着一件缎袍，方脸上依旧是笑意：
“村里近些年多种了玉米，多在那山岭上，这不是想让公差们少跑些路……”
对此，张竹则轻笑起来：“据我所知，尔乡有地三万七千亩，水田近三千亩，旱地三万亩，山地三四千亩。”
“去年约万亩，如今种玉米的多少亩？”
“一万两千亩。”乡长一口道。
“休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乡多数都种了玉米，起码有七成，那就是两万三千亩！”
说着，他腾一下就站起：“我河南为中省，亩征二分，即二十文，两万三千亩就是……”
“二二得四，二三得六，那便是四十六万文，即四百六十块银圆。”
“我还算少了，只得七成，若是九成，那可不得了，六七百块钱呢！”
这还不包括未计黄册的土地。
这些年来，大户人家有余力开垦，小户也咬着牙用着积蓄开垦，最少瞒报了六七千亩地。
如果都算是，少征了千块银圆。
瞒报属于正常，谁也不想多征皇粮。
同样，朝廷也没用余力找到被瞒报的土地。
让张竹这十来人跟全乡人斗，还得摸底寻地，这比上天还难。
一个不小心还非常容易遭受野兽袭击，有生命危险。
“那您说算多少？”
乡长轻声问道。
“两百块不够，得三百块，另外，数量上得报到两万亩。”
张竹面色平静道：“大老爷（知县）要政绩，我们二老爷（通判）也是要政绩的。”
这割肉，让三老疼的不行。
乡长咬着牙道：“只能是一万五千亩。”
多让了三千亩，难受。
“行！”
张竹也识分寸，笑着应下。
见三老脸色难看，他继续道：“这钱虽到我手，但却不能尽数落入口袋，上头有司吏，再之上有通判老爷，我能落个三瓜两枣就不错了。”
“这钱虽入我手，但却是在办你们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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