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再说王宽。
其在宋神宗手下当官办事时，因为期间又出现了新的法律形式——“事类”。
即以公事性质或适用范围为标准，将敕、令、格、式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进行汇编，以解决“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的实际问题，如宁宗时所编《庆元条法事类》。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事情，除了“人情”为法外法这种人之常情外，网管还经常使用是种以血缘伦理为基础，从人之本性出发而形成的公认道德观念和价值期待。
这正是《礼记·礼运》中所讲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具体至法律中，则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习惯法，包括乡规民约、家法族规、道德礼仪等，往往与天理相结合，而称之为“情理”，但在位阶上又低于天理，内涵上亦区别于天理。
毕竟人情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具体且日常的交往习惯，可以理解为天理在个人层面的具体化和在司法层面的规则化，因而成为宋代法律的又一重要渊源。
就如同战国时期法家创始人慎子所说那般：“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所以人情之理，这正是两宋以仁义治国具体体现，既修复了国法的之极大僵硬性和严酷性，又避免了其对社会价值体系可能造成的伤害。
毕竟天理、国法、人情构成了广义上“法”的三个层次，三者协调统一互为补充，国法须上顺天理，下顾人情。无天理之国法为恶法，无人情之国法则为酷刑。
然而国与家毕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国法所反映的是个体所承担的国家和社会义务，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故“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意为“曲”）法以徇人情。”
因此对于诸多由人情反映的是个体基于血缘伦理建立的亲情义务，在王宽看来。
这些事情皆可以表现为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等，故理、法、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仍然面临着类似于“忠孝两难”的困局，对此，宋代士大夫主张“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进而形成了理、法、情上下有序且内在统一的适用规则。
而这也正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核心所在。
这种思想早在汉代就已形成，后经理学上升为天理，并编入宋法强制推行，因此宋代诸多理学家极力推崇这种义理决狱，使儒家经义优于成文法适用。
大儒朱熹讲：“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行，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这其中道理正是如此。
毕竟以复仇为例。
复仇者按律应同“谋故斗杀”，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亦合孝悌之义。
所以《宋刑统》对此特殊情形有所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即对复仇者可网开一面，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宥。
而《宋史》亦是有记载：“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
这正是这一法律思想，在前朝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东汉章帝时期，有人杀死侮辱自己父亲的仇人，章帝亲判此案，依《白虎通义》精神免除了复仇者的罪行。
但到了宋朝时期则是对此情形有所改变，正所谓情法并重，以和为贵。
宋人私有观念较强，民事争讼案件频发。
而这些民事纠纷大多野也不过户婚田土钱债罢了，所争之人也大多是亲戚、朋友、邻居关系。
因此在处理这种事情上，过于激烈或频繁的争讼无疑有损于和亲睦族的儒家传统，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宋代司法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虽然分辨是非曲直，却不轻判输赢或论罪。
不过为避免今后再生词讼，多采取折中的办法，以财产惩罚和补偿代替刑罚，做到情与法的内在统一与和谐，既修复了国法的僵硬性和严酷性，又避免了其对社会价值体系可能造成的伤害，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判词：“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
而关于《名公书判清明集》里面所记载的兄侵凌其弟案为例子。
当时有一对兄弟，兄丁瑠盗弟（丁增的财产牛两头、禾三百余贴，这个行为本来理应相当恶劣，得重罚，
不过考虑到人不幸处兄弟之变，或挟长相凌，或逞强相向，产业分析之不均，财物侵夺之无义，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伦之爱，不可磨灭，
所以在这个具体官司上，当时审判此事的官员就特别以“官司不当以法废恩”为说法，只是非常简单的判决丁瑠归还丁增牛两头、禾两贴而已，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处罚。
很显然，此判决对有罪的丁瑠是重罪轻判，而对于丁增的损失则视为其顾全兄弟之情应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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