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计相任上，章惇从不以官爵授私亲，四个儿子全都在官场底层摸爬滚打，难道奸臣不是最喜欢滥用职权、安插亲信吗？
再比如章惇死后家徒四壁，没有钱下葬，所以连尸体的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试问如果他是贪污受贿的奸臣会这么穷吗？
作为《宋史·奸臣传》上留名的奸臣，章惇不谄媚、不徇私、不卖国、不贪污、不求权、不结党，那他到底图的什么？难道一个奸臣图的是竟是一切忠臣、正臣、能臣该干的事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章惇是奸臣的指控根本就不成立。而他之所以被列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继承者。
那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被打成“黑”？
因为靖康之耻后，赵宋皇室需要一块遮羞布！南宋高宗赵构为了替父兄开脱罪责，为了维护赵宋皇室的脸面，为了给汉人臣民一个交代，将北宋沦亡的黑锅踢给了蔡京，又从蔡京上推到王安石变法，于是一群变法图强的“误国奸臣”新鲜出炉，替赵宋皇室承担了千年骂名。
这样一来，皇帝就没有错，错的是底下的奸臣，所谓的“奸臣”事实上只是赵宋皇室昏君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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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我是如何将自己送进《奸臣传》的？
1
整个中国史，翻过来覆过去，好像每朝每代都有“法”可“变”。
春秋战国几百年，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无非还是管仲、吴起、乐毅、商鞅几个人在那扎台子，台子扎好了，才轮到儒道法墨那些文人们上台唱几句。唱好了，皆大欢喜；唱不好，大兵们撸袖子、抡刀子砍人。
那时候的人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他们懂“经济基础决定枪杆子数量”！所以，谁家的台子扎得越稳、扎得越硬，谁家的枪杆子就越多、砍人就越狠，最后地盘子就越大……
历史的大车轰隆隆开到了大宋朝，这回轮到了王安石扎台子。
早些年的时候，王安石比较狂，满朝文武没几个能看上的，说话也就放得开，比如那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一副DS得志、睥睨群雄的样子。
这就让有些人不舒服，明里暗里没少造王安石的谣，说他脸黑是因为不洗脸，说他龌蹉不洗澡，凡此种种。文人相轻嘛，读书人就这点不好，不能看人比自己手艺好。为这，王安石确实也老实了好一阵儿。
后来，王安石好不容易混到了皇帝身边，说话好像有那么点分量了，就又开始飘飘然了，有空就写大作文给皇帝上课。有一年，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煌煌万言，总结为两个字——“变法”。
仁宗皇帝在庙堂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对帝国情况的了解难道还比不上个小年轻？
想当年，仁宗年轻的时候也没少折腾。后来，还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搞了几年的“庆历新政”。只是没想到，这“庆历新政”命这么短，被几张废纸给葬送了。
过了这么久，仁宗皇帝渐渐也弄明白了，“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不是“政”不行，是那几个人不行。范仲淹、富弼、韩琦这几个人有文化没手段，有思想没套路，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保守派的官场老油条？王安石也是科举上来的，写写文章抒发下感情还行，真要说手段和套路，能比前面几位强哪去？
所以，看到王安石要求变法的奏折，仁宗皇帝连想都没想，就把奏折留中了。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是要给王安石说，年轻人还得再沉淀沉淀，步子不能跨太大，小心劈叉！
宋仁宗崩后，王安石又在英宗朝跌了几个跟头，才逐渐弄清了状况：“变法”这事儿还真不是中书发文下边执行那么简单，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手腕子”！
所以，那天，第一次见到年轻的新帝神宗赵顼，赵顼问他治国要靠什么的时候，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治国靠的是手段和套路”！
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
后来，赵顼又问，如果让你主持变法，你认为最先应该从哪地方开始变啊？
王安石冷冷一笑，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要换思路，立规矩了，套路不套路他们先不说，首先不能让下边人把咱给套路了。
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赵顼听完，双手一拍大腿，艹，真TM对！
于是，变法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2
变法刚开始那会儿，王安石自己心里也没底。
用《宋史》里评价王安石的话说“知经术，不晓世务”，意思是手段套路都有，但是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能力不够，耍出来不好看！
要想变法，靠自己这点手艺肯定不行。于是，王安石就想着找几个套路界的高手跟自己配合一下。掂量来，掂量去，王安石想到了五个人：
第一个，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陈升之。陈升之是景佑年的进士，资格老，官职高，拉他入伙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效果上都可对保守派以震慑。最主要的，陈升之支持自己变法。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变法的顶层设计，王安石和陈升之两人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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