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朱由检倒是过得十分悠闲。
因敌军远在广宁，离山海关尚有数百里之遥，近期又无异动，大家都稍稍松了口气。孙承宗和王在晋等人，每日除了视察城防，仍是为平辽方略争论不休。
而朱由检反正说了也不算，便乐得做个闲人。除了每日胡吃闷睡，就是与戚美凤、包玉怜和叶卡捷琳娜等人游览山海关附近的名胜，倒也逍遥自在。
而叶卡捷琳娜聪颖过人，没几天便学会了些日常汉语，已能和诸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虽然仍是怪腔怪调，比如将“殿下”说成“电瞎”，时常引得朱由检捧腹大笑；但戚美凤和包玉怜却总与她站在一边，反嘲笑朱由检除了“哈拉少”，一句俄语也学不会。
其实闲着也是闲着，朱由检倒真想和叶卡捷琳娜学两句俄语。他还是想着万一以后要是亡命天涯，所谓艺多不压身，多会一门外语，就多一条门路，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可惜这货本就不是学习的材料，英语学那么多年了都不成，就更不要说俄语了。尤其是俄语里还有大舌音，即需要舌头颤动才能发出的音节。朱由检练了一天，都快把嘴累抽筋了，舌头也颤不起来，只得无奈地放弃了。
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七八天，已是早春二月。沉睡了一冬的大地，虽然还被冰雪覆盖，但已经有了些要复苏的迹象。在那些阳光照射充足的地方，积雪已经开始消融，将本就崎岖坎坷的道路，弄得愈加泥泞不堪。
因道路难行，粮草运输困难，山海关守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本来关中存粮就不是很多，王在晋又陆续收拢了辽东的溃兵，已经达到五六万人，军粮也就勉强够吃到三月。
可是孙承宗的大队勤王兵马一到，每天粮食的消耗量立刻翻了一倍。因为孙承宗当时急于率兵赶到山海关，因此各路人马均只从通州领取了半个月的粮草，这些天来已经消耗殆尽。
眼见着粮库快见了底，孙承宗和王在晋心急如焚，接连向京师告急，要求再紧急调拨至少十万石粮食过来。
可是告急的奏折连着发出几封，朝廷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就连身在蓟州的监军管宁，也似乎玩起了失踪，对山海关的守军不闻不问。孙王二人每天都在城头向西焦急地眺望，希望在下一秒钟，就能望见押运着大批粮草的车队。但是一连数天，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
无奈之下，孙承宗与王在晋经过紧急商议，决定暂时减少士卒的口粮，由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二餐，而且每餐的口粮也酌减一半。因怕士卒有情绪，二人先从自己做起，不但改为一日二餐，连菜也免了。
只有信王朱由检，因为代表着天子，当然不能饿着。因此仍是高标准招待，每顿饭十大几道，荤素齐全。朱由检的贴身随行人员，也都享受不减餐的待遇。而朱由检也被蒙在鼓中，这些日反而吃得见胖了些。
各路明军的将领虽十分不情愿，但见督师和经略都带头减餐，也只得依令而行。当然也有那些胆子大的，明里是一日二餐，至入夜以后，则偷偷地开了小灶，与关系亲近的军官聚在一起，一边喝酒吃肉，一边痛骂孙承宗不懂体恤下情。
但这些将领还有小灶可开，当兵的可就真的没辙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减餐令一下，不论是原来驻守辽东的边军，还是远道而来的客军，无不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而山海关内的粮库外，这几天已经连续发生几次斗殴事件。
原来那负责粮库的官员，每日均需应付各营前来领粮的军官，早说得口干舌燥，累得头昏眼花，态度也变得十分恶劣。他们往往仗着手中那一点权力，变着法地刁难领粮者，甚至故意少发粮食。
而那些领粮的军官就更有怨气，因为士卒们既不敢骂督师孙承宗，也不敢骂经略王在晋，更不敢骂直辖的主将，便整日拿他们撒气。谁若是排队靠后，领粮稍晚，回营之后必遭到全营上下的一顿痛骂。
于是，有时是领粮者之间为了排队的次序发生纠纷，继而大打出手；有时则是领粮者受不了发粮者的白眼和责难，突然情绪失控，将发粮者暴打一顿。每次斗殴，都将粮库外搅得一片大乱，甚至有一次一名军官竟欲带着拉粮的士卒趁乱冲进粮库，先将口粮抢出来再说。
孙承宗和王在晋被这些事搅得焦头烂额，屡次充当灭火队长。对于违反军纪聚众斗殴的军官和士卒，依例本当斩首示众。但二人权衡再三，觉得全是军中缺粮惹的祸，若从重惩处，又怕激起士卒更大的不满。因此只得稍事惩戒，将带头闹事的军官杖责一顿了事。
又过了两三天，京师终于来人了。但来的不是粮队，而是传旨的太监。而且这圣旨也不止一道，而是一天之内来了三道。
原来这些传旨的太监，也是被泥泞的道路耽误了行程。从京师到山海关不过几百里路，却比平时多走了好几天。
第一道旨意，是嘉奖遵化大捷中的有功将士。
这道圣旨果然将首功算到了信王朱由检头上，又赏赐他内帑银十万两，黄金五千两，并赐御马十匹，金盔金甲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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