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不在南京，而是在庐山避暑，且已避了两个月的暑。
身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常凯申真的昏聩到放下首都南京不管，连续几个月待在山沟里纳凉吗？
当然不可能！
避暑只是名义上的借口，常凯申留在庐山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亲自掌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培养工作；第二，坐镇督战江西的“剿匪”工作。
清晨。
庐山别墅。
心情舒畅的常凯申，正在和宋美龄散步，并听取“剿匪”前线送来的最新战报。这几个月的仗打得很顺，前所未有的顺利，常凯申似乎看到了真正统一全国的希望。
听取完战报，常凯申突然对副官说：“雪冰啊，你在我身边待了好几年，有没有想过外放任职？”
副官邓文仪立即惶恐道：“委座明鉴，卑职只愿追随委座左右，尽效犬马之劳！”
常凯申笑道：“你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还给先总理（孙中山）做过侍从副官，你这种人才不能永远蛰伏在我身边。红匪眼看着就要灭亡了，我们必须跟苏联缓和关系，为将来联苏抗日做好准备。这样吧，等今年过完春节，你就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首席武官。”
“卑职肝脑涂地，还请委座训示！”邓文仪激动地说。从1924年开始，他先是给孙中山做副官，后来又给常凯申做副官，熬了整整十年，终于能够一展抱负了。
顺便一提，邓文仪还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负责谍报信息的汇总整理工作。
常凯申叮嘱说：“特务系统的职务，你可以暂时放下了。等到了莫斯科，要多多结交苏联的外交和军事官员，宣传日本对苏联的野心。中日两国一旦开战，苏联就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邓文仪两腿一抖，立正敬礼道：“卑职谨记！”
“报告！”
就在此时，另一位侍从副官来到花园：“委座，周赫煊与蒋方震求见！”
常凯申愣了愣，随即挥手道：“让他们进来。”
邓文仪非常懂事的自动退下，宋美龄则让佣人沏了两杯好茶，笑道：“这个周明诚的风流韵事，我在庐山都听说了，不愧才子之名。”
常凯申有些不满道：“《中央日报》不该掺和的。”
为什么常凯申对此感觉不爽？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央日报》这种国党机关刊物，不应该评论名人的私生活，实在太掉逼格了；第二，《中央日报》在批评周赫煊的时候，居然打着常凯申新生活运动的旗号，完全把常凯申当枪使。
但常凯申还是按兵不动，没有出面干涉。他要好生看看，到底有哪些人在听汪兆铭使唤，那些充当急先锋的通通都要上政治黑名单。
周赫煊来到别墅花园时，常凯申和宋美龄正坐在石凳上聊天。一年不见，常凯申清瘦了许多，颧骨高高凸起，但比以前更有一种权势滔天的独裁者气势。
等对红区的第五次围剿成功，常凯申就该着手对付汪兆铭了，一步步把汪兆铭彻底架空，成为国民政府里的孤家寡人。到最后，不甘只做吉祥物的汪兆铭，终于跳反当了汉奸，那时的汪兆铭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实权。
常凯申突然露出微笑，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模样，起身迎接道：“百里兄，明诚先生，快请坐！”
蒋百里被常凯申平白无故幽禁了两年，但二人之间似乎看不到半分仇怨，他直奔主题说：“委员长，我前段时间走访了日本，情况及其危急，最多三年就要有大战。这是我跟明诚一起写的国防应策，希望委员长能够亲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开那份“三阳线决战论”，边看边思考，读完之后赞许道：“这是谋国之论，两位辛苦了。”
见常凯申没有任何实质性表态，蒋百里急道：“委员长……”
常凯申打断说：“不必多言，我已经有全盘考虑。”
常凯申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明年初，他和汪兆铭一起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令”，还大肆宣扬中日友好言论。但他真的昏聩，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当然不可能！
早在四个月前，常凯申对国府的一群资深政治官僚说：“（距战争爆发）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
一千一百天刚好三年，也即是说，常凯申认为三年之内就要爆发中日战争。从他说话那天开始算，常凯申预计的三年之期，只跟七七事变爆发相差43天，料得极准了。
蒋百里提出的工业内迁计划，常凯申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了。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常凯申就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国企和重工）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转移到内陆省份。对于把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划为非军事区，此等卖国行为，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想要“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为抗战换取准备时间。
有句古话说“肉食者鄙”，其实肉食者并非真的鄙，而是他们身在高位，考虑得更多，不如周赫煊这些民间人士那么潇洒而已。
常凯申不但在经济和外交上有准备，在文化和军事上依然如此。
文化方面，他不敢高呼抗日口号，但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无非是想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兵员素质，只可惜被各地官僚把经念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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