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在自己队伍的建设中杨小林用这种方法，衡量其他的政府部门的业绩，他也采取这个标准。所谓的纳税人，是收入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占个人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上的个人。
杨小林给予这些人监督政府的权利，用他的想法就是用民主来监督集权的运行。这个想法行不行他也不知道，而且纳税人只有提建议和给领导打分的权利，还没有实际的罢免权。
他们的打分和提议只是告诉上级领导，自己的下属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至于要不要罢免，影响不影响仕途，这些都只是领导对自己下属的参考意见。
还是那个观念，你民主可以说话，我还找机会让你说，但是你说的我听着，是不是按你说的办，就看我的想法了。
也许这样的监督有些乏力，运行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杨小林坚持一点，有问题我就改过来，这个制度再不好，也总比什么百分百满意来衡量政绩要好的多。要求零投诉，零上访，零差错，这逼出了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已经数不胜数了。
杨小林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他的制度就是我不怕你错，错了就改就可以了。
制度就是这样，说说女权吧，有的问题其实任由发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一点他在东北就已经得到了经验，而这一次在北京，女人们的斗争一样是这个结局。
当女人们开始要求出来像男人们一样工作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显得异常恐慌，特别是像袁世凯那种人，拼命的阻止。两派人争吵的非常厉害，大有一种再演民主与专制大战一场的架势在里面。
可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没到，一些勇敢的女人们终于走出了家门，甚至还是男人们鼓励她们出来的。北京城的小商小贩现在男女各局一半，饭店的小二基本没有男人了，这块阵地彻底失守，而工厂里面也出现了女人们的身影。
男人们真没有办法了。
现在北京城到处都在建工厂，修路，盖房子。一个大老爷们只要你能卖下力气搬的动那砖头，一天不讲多了，一个大洋轻轻松松就能到手。可是你出来干活，家里小摊还出不出了？不说那摊子一天也能赚个温饱钱，就说现在行情这么好，你要是几天不出摊，你那摊位可就没了！老主顾也都到别处去了。
实在没办法男人们只能和女人商量，我去搬砖，你看着摊子。
农民也是一样，现在家里地是自己的了，出来做工虽然赚钱，可总不能把地荒了吧？只有有劳娘子了，今年你累点，为了这个家么。等明天咱存点钱，给家里买台那样的拖拉机就省事了。
现在出来的还只是那些劳动人民的妻子，她们本来就不是大家闺秀。但是她们出门之后，代表着这一场斗争已经没有意义了。
说到底这是杨小林对劳动者的政策倾斜直接造成的后果。当他鼓励兴办工厂，为商业发展打造良好环境，同时把土地放在农民手里之后，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出现的繁荣，当所有地方都需要人出来做事的时候，男人们已经没有办法独霸所有的工作岗位。
为了让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更好，他们必须让女人也出来工作。两个人赚钱养家，真的比自己一个人扛着要轻松一些。
杨小林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满足的就是女人，她们迈出家门之后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再追求工作上的平等权利，然后追求工资上的平等，再追求男女平等……当女人们在一些领域里面干的比男人还出色的时候，她们注定要争取更多。
给她们么？杨小林真的有点矛盾，不过后来想想这个矛盾可能也用不着自己来解决了，它应该有一个过程的，也许等它爆发的时候自己早就退休了，也许这事儿到时候就像现在的结果一样，自然会有一个定论。
还有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是这样，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团结在孙文先生周围的民主一下子被打散了。各地兴起的民主势力起的快灭的也快。中国的老百姓是很现实的，当杨小林给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当他们整天忙着为自己生活奔波的时候，谁有工夫陪你玩民主呀？
广州那个民主同盟成立的时候一万多人，现在只剩下六千多了，相信如果自己的政策能够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好的话，估计他马上就该解散了。
孙文先生的新党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有任何动静，杨司令曾经专门去找过孙文先生，问问他对于民主的发展还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孙先生说的很坦诚，那就是民主必须在中国推行，因为他坚信，民主是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
但是孙文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想着把西方的民主模式一下子全部套用在中国的身上。他说他正在寻找一条道路，不是和杨小林斗争的道路，而是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道路。
也就是说，他在找中国式的民主。
他们这一次的谈话终于没有以吵架而收场，孙先生居然在会谈中还夸奖了杨小林，说杨小林的一些政策实施的相当不错，并且向杨小林提出一个建议，就是修建三条铁路线，第一条是从哈尔滨直达库伦，第二条从库伦直达北京，第三条是从成都修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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