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离开后，魏国公徐弘基再三思量，却没有任何头绪。
那位短毛当真是大顺军大统领？很难让人相信啊。
他带着三百人到金陵又是为何？
短毛当真就带了三百人？他只是来给各家送礼？
徐弘基的内心翻江倒海。短毛的行为实在无法理解。
不能猜透短毛的来意，那就不好做出相应对策。
魏国公能怎么办？
立刻派人通知衙门，在金陵城抓捕短毛？
立刻向皇帝上疏，提醒流寇的下一步行动，并且通报张宗衡、曹正淳等人通贼了?
这样做合适吗？
那位短毛看上去并不像是草莽之辈，他千里迢迢赶来金陵的倚仗是什么？
魏国公正在头疼的时候，他儿子徐青君早就平复情绪了。
虽说被歹人杀进国公府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天塌下来有魏国公顶着呢。贵十代徐青君不操那份闲心。
公子爷刚走到大门口准备回自己隔壁的院子，天地会来人了。
高大虎也算大顺军里的老资格了，他在蒲城时跟随王高“投贼”，一年时间就做到了队长。他还抽空生了个娃。小日子不错。
张成来金陵时把高大虎带上了，如今已是天地会里的双花红棍。
“魏公子请留步！”
“你是谁？”
“公子，我家香主有伤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还望恕罪。这里有些薄礼，还有封亲笔信。公子一看便知。”
“什么香主？”徐青君纳闷了。
他身后的几个小厮却上前一步把三个包袱接过来，并且对自家主子小声来了句，“香主是天地会里的称呼。”
“哦，原来如此。”
徐青君大度的一摆手，“你家香主居然没被打死，倒也命大。这事过完年再说，没那……”
“哎呀！”
一个小厮大叫着把带血的包袱扔了出去。
……
《三国志·张纮传》裴松之注中，引用了《献帝春秋》的一段文字：
“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
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
这长达百余里、可以通航大船的小江，说的便是秦淮河。相对于习称大江的长江，它自然只能算小江。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一次夜游秦淮河时看着夜景联想到六朝兴亡从而有感而发写出的诗句。
李煜以南唐后主之名，亲自为秦淮代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忧伤程度堪比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邓剡和文天祥的那句“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将感伤的意境推到了顶峰，也将秦淮提升到代表金陵、映照江南的高度。
秦淮河是六朝时期着名的烟花之地，河面宽逾百米，在南朝多位君主的建设下，发展成了当时南方最大的娱乐场所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隋朝的建立，南北的一统，大量陈朝的歌鸡被大军带走，秦淮河自此衰落，不复六朝时的盛况。
此后的七百多年风雨，一代又一代的王朝不断更迭，秦淮河畔失去了达官贵人的光顾后，也没了丝竹乱耳的喧嚣。直至朱元璋问鼎江山，秦淮河终于再次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明代的秦淮河无疑是最动人的那一抹色彩，那里有着明朝最迷人的一群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才艺、智慧和美色谱写出了自己绚烂的人生。
当时的秦淮河有着大明最顶尖的优伶和艺伎，这里文人墨客、达官贵族云集，和优伶艺伎们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
在一批又一批的文坛宗师和学术领袖们的培养下，秦淮名鸡成为了大明两百年来最特殊的文化精品。
秦淮河畔有着大明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沉淀和风月文化，见证了大明的仁人志士们的不屈和卑贱投降者的耻辱，也承载了大明三百年的兴亡史。
明初开国，百废待兴，以娱乐业为主的秦淮河更是萧条和冷清，无人问津，然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督办下，秦淮河畔很快迎来了第一批官方培养的艺伎。
“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后来富乐院失火被毁，“复移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
聚宝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着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风十四楼”。
明太祖这样做的目的按照记载来看似乎有两个
第一就是用此以示天下太平，盛世已至，与民同乐，“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命工部建十酒楼于江东门外……而五楼专处以侑酒歌妓者”，“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伎……亦足见生平欢乐之象。”
第二个目的就是可以借此安置犯官家属还可以将烟花之收入纳入国库，一举两得，“两京教坊官收其（娼妓）税，谓之脂粉钱。”
在大明朝廷的鼓励下，经过七百多年萧条的秦淮河娱乐业终于又再度容光焕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员奢侈腐化，“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入院内。”
然而当老朱去世之后，禁令就仿佛如同一张废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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