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对人口的发展有预见性，也在尽可能控制人口增长。
但是当李佑的人口调查的结果被报上来的时候，李佑依旧被震惊。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时有三百六十万户，一千六百万人。
加上世家大族隐瞒的人口，估计最多三千万。
但是这次调查，李佑竟然发现治下有一千万户，五千八百万人。
这太夸张了。
人口问题是李佑面对的一大难题。
近代以来由于本土没有战争，生产力的发展。
再加上李佑对医生的重视，各地的医疗条件也发展起来。
导致普通人的寿命延长，婴儿存活率大幅提高，人口迅速增加。
而且20岁以下人口，占据4成。
这太恐怖了，假如不要出手，再过十来年，这就不是五千多万，而是奔着一亿人的发展水平而去。
而且到了一亿，更是会爆炸性增长。
领土的扩张是有尽头的。
李佑也不可能占据全球。
资源和土地却是有限的。
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
毕竟现在的生产力达不到养活这么多人，李佑尽管对新兴产业有扶持，希望工匠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然而李佑一个伪理科医学出身，对蒸汽机之类的玩意儿一窍不通。
所以想要工匠们能搞出颠覆性的创新机会，显然困难。
虽说这几年，在李佑的影响下，各种大型船舶和各种农具都有了发展。
但是进行工业革命的技术却没有累计。
爆炸性人口增长，会让李佑的政权不稳。
在古代最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
他在《五蠹》中指出：“古者丈夫不更（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段话意思是说，丈夫不耕，因为草木所结的果实就够人吃。
妇人不织布，因为禽兽的毛皮已经足够穿了。
不用太辛劳就能自给自足，人口少而富足，人民相处和睦。
今天，一户人家有五个孩子，孩子又有五个孩子，那么祖父尚在膝下已有二十五个子孙，人口增多财富就相对减少了，人们开始起纷争，纵使加重赏罚也无法遏制。
韩非子在《五蠹》中，给出了“民争”的原因，那就是人口增长。
韩非子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在当时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天灾人祸，人口鲜有迅猛增长，诸侯各国甚至可说是地旷人稀。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人口稠密。
全都因为比较宽松，李佑对民众的控制并不多。
而且税赋减少。
鼓励分家。
这导致生孩子的人太多了。
再加上李佑引进了占城稻，孟晨搞出孟公稻。
这就让吃饭问题基本解除。
在农业社会中，人口的数量其实是有其农业发展水平决定的，一旦人口发展过快或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以某种方式消灭多出的人口，比如战争。
所以自古而来。
这就是自然控制人口。
史书上，古代战争导致大量人员损失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全国有户1067万、人口5648万，到曹操统一北方十二州后民户数却只得汉时的一大郡。
后周末年周世宗统计户口，全国户数为262.6万，然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数年后建隆元年(960年)户数为96.7万人，人口减少了166万。
葛剑雄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根据史书记载的户籍信息作出以下推断：与秦汉之际相似的战乱时期，总人口的损失大都在一半至三分之二之间。如两汉之际人口减少了约50%，自三国至隋期间的战乱多次使人口数下降一半或更多，金元之际北方的人口骤减80%，明清之际的跌幅也达40%。
吴松弟的研究证明，宋金之际，北方的人口损失高达总数的十分之四上下，金亡时人口下降了87%。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三年至十七年这14年人口损失达4000万，总人口由万下降至万，降幅达20.78%。如果加上明清之际的人口损失，降幅还要大得多。
上面这些数据着实让人体会到中国古代战争的可怕，但却又不禁让人怀疑：实际情况真的有这么夸张吗？这时，《长编》的记载再度让人生疑。
因为赵匡胤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接手后周领土的，因此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
如果再向下翻看，宋代历史中也不乏有一些和平时期户数在一年内骤然减少超过10%、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极高的速度再次回弹的案例。
如此看来，造成户数骤降的不仅仅是战争，甚至用灾年来解释也缺乏力度。为了解开我们的疑惑，或许还得来看看古代户籍的统计方式。古代户籍统计是包含在“上计”一项中的。
上计至少起于春秋时期，地方将赋税收入和户口数量等事项层层上报至上级行政组织，最终汇总到中央。
比如秦代确立郡县制后，地方县级行政组织需要将其辖下各乡邻的户数、人口等上报至郡，而各郡整合辖下各县信息传递至中央，再由负责上计的丞相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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