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生了病，这病是思想上的病。轻工鄙商，反对任何变革。动不动把新事务说成是奇淫技巧，老是强调古人所留下的传统最是完美，时常喊叫要复古，出现个火车说妖逆，出现个电话说不祥。在清代，甚至家中点上洋蜡都要遭到无知粪青的屠杀和抢劫。
每一次进步，都要首先和我们内部的人开战。内耗无穷，麻烦不断。这样下去，即使给他们最先进的科技——比如宋代——他们也会照样败在武器简陋的草原民族身上，他们也会照样一代代衰败下去，直到把这家底败光。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想重复另一次改朝换代，而是想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的思想。统一天下易，统一人心难。
从临淄城卫军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看出，士族豪族现在的势力还很大，光有强大的军队还不行，士族豪族会打着大义的旗号，侵吞别人的财产，侵吞别人的胜利果实——他们还没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如何让他们理解我们在青州的变革？
如果我们现在出手，消灭董卓也许够了，也许。但是消灭董卓后怎么办？让盟主代替董卓执掌朝政？恐怕，他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变革。他反对怎么办？我们只好和全国的豪族士族开战，以青州辽西之力，独抗全国之兵，我们的力量够吗？
现在我们动手，诸侯混战也许能够避免。但是到最后，屠杀的刀交到了我们手中。为了我们的新政，我们将不得不屠杀一切反对者，战乱仍不会结束。相反，我们将在屠杀中，逐渐失去民心，失去力量。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和士族豪族妥协，即使我们胜利了，那又是另一次改朝换代。我们等于重复了民族的命运，这样，我们来到这时代意义何在？
诸位想想，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辽西、青州立住脚。辽西，战乱之地，当我们到达时，地广人稀，人烟缺乏。我们有了改革的外部条件：以广芜的土地变革农民的地产政策，以丰富的物产充实百姓的收入，以强大的武力保证百姓的安全。没有政权统治，我们设立政权，没有法律，我们设置法律。如此，我们的新秩序建立起来了。借此，我们积蓄了力量。
青州，黄巾之祸后，士族豪族逃遁，田地荒芜，民风凶悍。我们还是具备了改革的外部条件：广芜的、无主的土地，以此变革了农民的命运。稳定了农民，变革最厚重的基础就有了。借农民的支持，又没有豪族的掣肘，朝廷势力又是最薄弱，我们建立了青州这块中原根据地，以严峻的刑法管理青州，让青州摆脱人治，走向了法治。
然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朝廷的干涉，皇权的干涉。为此，我们在青州外围，开辟了三块战场：平原郡战场隔绝了冀州幽州与我们的联系；泰山郡战场隔绝了兖州豫州与我们的联系；琅邪郡战场隔绝了徐州与我们的联系。同时，我们还派出游骑兵在大路两侧巡查，每一个进入青州的人，都需要获得我们的许可。这几年，敢于越过战场到达青州的外地客商、朝廷官员基本上没有。青州的货物销售基本上被本地客商垄断，如此，我们保住了青州的秘密，又让青州百姓享受到富足的快乐。
如今，割据已经开始，不过我们尚需忍耐。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时候，太嚣张了不好。最嚣张的袁绍袁术，在诸侯中最先灭亡。相反，此刻默默无闻的曹操与孙坚，笑到了最后。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学习美国，在诸侯割据时，我们倒卖军火，倒卖商品，默默的在一旁积蓄力量。等到诸侯的刀，把旧秩序打碎的时候，由我们用我们的富足，安乐，来影响周围，来建立一个新秩序。
诸侯割据开始，正是我们大展宏图的时候，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我们再也无所顾忌，可以逐渐的显露我们的政策。用我们的军火、商品，把他们的秩序、律法彻底征服。我们要让这民族再次焕发出暴烈的力量，去征服、去掠夺、去奴役。
距今900年前（我国东周早期），希腊雄辩家、著名政治家梭伦在老年时，考察了多个文明，最后回到雅典，对希腊人这样说：我曾对已经消失的所有古代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
然而，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yu望。而这些理想和yu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
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
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希腊人曾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随后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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