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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