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同样有不少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舆论蜂起，莫衷一是。
新科状元王寿彭为此曾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只不过王状元此后却颇为平平，什么业绩也没做出来。
唯独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后来军阀张宗昌主政、疯狂祸害大好山东时，突然想到还有个老乡是状元，于是问手下人：“王状元在清朝当什么官？”
手下人回答：“湖北提学使，相当于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张宗昌大手一挥，说：“那就让他来咱山东当个教育厅厅长吧！”
于是乎王状元重新出山。
他向张宗昌建议，把原来的几所学校合并，组成省立山东大学。
因为在1914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时，只在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山东大学堂由于隶属中心城市北京，所以大学堂被裁撤了。
话说这个所谓的大学区制度十几年后还搞过一次，反正就是臭棋一枚。后来那次大学区改革更是搞得乌烟瘴气，蔡元培等人更是差点气走。
但军阀张宗昌一听，却感觉状元就是不一样，一抓就抓到了根子上，这样一合并，起码境界上去了。于是任命王状元为省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也是状元里面出任大学校长的唯一一人。
不过王寿彭毕竟是旧时代的状元，对现代的大学教育一窍不通，仍然按照封建时代那一套，要求学生们都穿长袍马褂，还要向孔圣人跪拜，弄得学生们很不满：拜托，现在都20世纪了，我们上的是大学，不是私塾！
当时全国对孔教的各种声讨已经非常大，王状元基本是在开历史倒车。
连张宗昌都觉得不对，人家大学生要打倒的就是旧礼教，你倒好，又给人拾起来了。
于是王状元连校长也当不了了。
但作为前清状元，王寿彭字写得还是可以的。
他当校长的时候，曾经对山东大学附中的学生说，谁要是能够连续两学期拿到第一，就送他一副对联。
拿到这幅对联的人就是文化大师季羡林。
王状元此刻在京师大学堂听到洋人有这么多大学生，惊讶道：“那么说，洋人也有这么多进士？”
严复纠正道：“不能说进士，只能说大学生。而且洋人的大学里不仅有你们将来要重点学习的政法科目，还有许多其他诸如数学、物理学、工程学、机械学科目。”
王寿彭讶道：“这些学问也要在大学堂学？”
严复耐心解释说：“是的，在洋人的大学里，它们同样重要。”
王寿彭道：“我还以为都是些匠人的细枝末节学问。”
严复说：“并非如此，所以我才要你们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洋人的世界里，李谕这样的人也很重要，科技正是我们的一大弱项。而且李谕所得到的英吉利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一职是极高的，位列大学堂上至少两个层级。”
严复知道尽可能拔高李谕，才能让他们学习西学更加卖力。
丢了状元的朱国桢非常感兴趣：“严师说的科技真有这么重要，能让洋人这么强大？”
严复对李谕说：“这种事还是你说得清楚。”
李谕说：“确实很重要。西方能够这么强大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硬要简单点说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各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经历大航海时代，掠夺无数资源后，两次工业革命再次全方位提升生产力。
“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巧合与此前几百年的铺垫，这种铺垫与巧合虽然是不可复制的历史必然，但强大的结果显而易见，胜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就比如政法与科技。
“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强大的是工业，而我们仅仅是农业，这是一种代差。支撑工业强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隐藏的一条线就是科技的发展，不然没有机械学的进步，洋人就没有能够掠夺世界的先进武器；没有蒸汽机就没有驰骋世界各地的轮船火车。而机械学的伟大又离不开基础科学的发展，总之环环相扣，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李谕虽然已经是尽可能精简地去说，甚至省略了很多也比较重要的细节，但进士们依旧听得云里雾里。
主要是一些现代人看起来非常像常识的词语，在他们耳朵里就是高深莫测的术语。
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大航海”、“资源掠夺”、“基础科学”对他们而言都很难理解。
但朱国桢却听得津津有味：“这才是经世的学问！原来李谕老师不仅精通科学，也懂得治国的大道理。”
李谕对于政法方面肯定不懂，知道这些完全是初高中历史课政治课上学的，于是笑道：“我不过略知皮毛，而且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我同样毕业于大学堂。”
朱国桢说：“那您就是师兄。”
李谕说：“论年龄，我可能还不如你大。”
朱国桢却说：“闻道有先后，这声师兄是少不了的。”
想不到这个当朝进士、并且还是差点成为状元的人，竟然成了李谕的小迷弟。
不过朱国桢确实对科举以及清廷颇感失望了，此后也没什么太大建树，如果真能投奔李谕说不定还能做出点事，以后词条编写他的时候说不定就不会只说他因为名字丢了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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