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时急功近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分攵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因为这个典故，苏辙在此诗中的自注指出“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
在大宋，梁山泊是文人学子最喜欢的旅游点。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也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而所谓的“梁山水浒群盗”，其实在大宋并不存在。
最早记述宋江等盗匪的《荡寇志》只记载宋江三十六人等纵横山东河北，却没说过这些人把梁山水泊作为根据地。而宋史中，也只记载过元祐年间(1086)前后，王安石变法导致民不聊生，有个叫做“黄麻胡”盗寇的在梁山闹事，芦苇荡成了他的保护屏障，即便县老爷派人竖起长梯以“窥蒲苇间”，也久剿无效。但稍后，随着王安石倒台，新法取消，这伙匪徒也销声匿迹。
据记载，恰好在《水浒传》传世的明代，梁山泊才成为造反民众的一方圣地。据《明史》记载，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还有“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派部控扼漕运通道，“截漕舟，大焚掠”。因此，当时的《水浒传》作者便依据明代情况，给那位包揽诉讼，欺男霸女的“污吏”宋江设计了“水泊梁山”作为根据地。
梁山泊里无宋江。“梁山泊里的宋江”其实与“哈利.波特”一样，都是虚构人物——对教科书记述的荒诞，赵兴已经见怪不怪。见到苏辙这首诗，赵兴也就是惊诧了片刻，马上丢开。
剩下的几天里，他领着妻儿在京城里闲逛，偶尔闲着无聊则去皇宫，在各衙门里闲逛……又等了几天，苏辙终于晃晃悠悠赶到京城赴任，开始担任户部尚书。苏辙的就任意味着小皇帝班底搭全，大宋的赵佶无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张。随后，小皇帝的各项措施也开始流水般下发。
由于陕西种树关系京城的安危，朝臣上下这次展现出难得的高效率，诏书迅速发往北方各路，要求禁止砍伐苹果树，并鼓励民间在山地种植苹果。而黄河河道整修、运河疏通也提上了正轨……
朝廷大量的钱泼水般花出去，但占据朝廷财赋半壁江山的“广南押钱纲”却迟迟不见踪影。本来，朝廷肯大手大脚花钱，也是计算着收入的巨量增加，如今，增收的那块不见踪影，小皇帝无奈，一方面催促赵兴赶快履任，另一方面，也停止了大型园林——艮岳的筹建。
历史在此又稍稍产生了变化。
四月中，在朝廷大臣的驱赶下，赵兴满肚子不高兴的离开京城，顺着大运河往家乡走。他是单身上路的，意犹未尽的程阿珠与陈伊伊仍带着孩子继续在京城玩耍，唯有胡姬喀丝丽丢下孩子陪伴在赵兴身边，而喀丝丽之子赵山则留在了京城由程阿珠照管。
这次，朝廷可算是满足了赵兴所有的要求，南洋事务局钤辖，广西、广东、福建、杭州四路水军，为了方便赵兴做事，朝廷还将两浙路半数的州县划归赵兴的巡阅范围，这意味着沿海的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等各州知州都由赵兴指定，一时之间，赵兴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鼎盛。
因此，赵兴沿途南下的时候，不停的有读书人，闲居的进士打着蜀党、旧党的旗号，投帖拜访。他所到之处，地方官隆重迎接，殷勤招待，唯恐伺候不周，所以赵兴一路走的很慢，走到扬州时，一个惊天的霹雳传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苏轼死了。
苏轼死了，米芾干的。
苏轼到了广南，虽然有赵兴的照顾，但南方的饮食他吃不惯，胃口一直不好，回到家乡后，生活在广东八年的他又有一点不适应家乡的水土，肠胃还没有调理过来，此时，米芾听到他预赦北归的消息赶来拜访，苏轼强撑精神招待这位故友，宴席上未免吃了多一点，当夜，腹部胀满、消化不良的他病重辞世。
苏轼死前，贬往雷州的章惇正通过杭州，其子章援知道苏轼弟子赵兴对广南的把持严密，担心苏轼报复父亲，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词。他很坦白的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但依然不敢登门拜访。
而后，他很委婉的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故此，章援深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苏轼他给章援的回信，他原谅了章惇。后人认为，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佑七年（1092）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是苏东坡写的人道精神的三大文献。
苏轼的病况恶化前，曾在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现在的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故此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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