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闽军将江宁及周边府县的工坊悉数摧毁，实际就是将江南这一块的市场都白白的让给淮东。崇州及山阳两地的铁场今年向平江、丹阳、杭州、湖州等地倾销的铁料累计达四百万斤，浮盈高达八十万两银——这个数字是别人在战前所无法想象的。
以传统的思想，林缚应该将铁料的生产、销售彻底控制起来。盐铁官营本是传统，只要控制产量规模，将铁价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上，这样一来，淮东从铁事上牟得的银子，甚至将能超过两淮盐事，养兵之资也就不用发愁了。
宋浮实际担心淮东的产铁量继续大踏步的增加，一旦超过需求，铁价就会剧烈下滑，滑落到冶炼成本之下，铁场不但无益，反而会成为淮东的负担。
林缚倒不担心这个，关键还在于如何进一步的降低采掘及治炼的成本。
即使在天下靖平的庆裕年间，铁价都还维持在一斤毛铁料换二三十斤米粮、一斤精铁能换一石粮的高位上。
铁价奇高，一是跟铁矿采掘及冶炼技术落后有极大的关系；另外，除去官营铁场贪腐成风外，私营作坊受当世行会制度限制，规模无法扩大，致使冶炼成本难以降低，也有很大关系。
盐价高可不攀之时，民众只能以粗食淡饭以应；铁价的高企，也同样严格限制了铁料的广泛应用。
林缚初至江宁时，龙江船场造船甚至还在大量的使用竹木钉合船板——不是不知道铁钉的好处，也不是不能生产铁钉，恰是铁与铜等价，限制了铁料在造船上的应用。
而到后期，淮东所造之船，要比闽东、江宁所造之船，都要来得结实，实际就是铁钉及诸多铁构件的广泛使用。精铁所制成的构件，在船体内部代替硬木料，结构强度更高，而重量更轻，航速更快，船舱空间更大。在江宁还在为兵甲打造用铁发愁时，崇州用于造船的铁料量就已经上升到首位。
即使不谈造船等业，仅以民生计，江淮地区的用铁量也是极大。
受战事影响，江南七府民间的铁器拥有量也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一是日常消耗而补充不足；一是战争掠夺厉害。
在用铁最紧张之时，董原、孟义山在杭湖等地都曾大规模远低于市价从民间强征铁器以补兵甲、战械生产用铁的不足。奢家过境时，更是将铁器作为战略资料进行掠夺。
战后民生恢复，农具及生活用品，对铁料的需求就极大。
林缚削减江南税赋，能够提高农户的购买能力，有助于铁器的推广，更能促进生产；继而进一步提高农户的购买能力，也进一步提高对铁料的需求。
濮塘、崇州、山阳、夷州竹溪四个铁场都建成之后，铁料产能也不到三千万斤。
这个数字，相比较当世，看上去非常的可观，但在林缚的眼里，后世一艘万吨级铁甲舰的用铁规模就在两千万斤以上，这点产能实在不能算得上什么。
如今江宁直接控制的地区，人口就超过两千万，这点铁料产能完全能消化掉。
就淮东当前的冶炼成本，产量真有富余，还可以向海东地区大规模的倾销。
仅扶桑诸岛的人口就将近千万之多，眼下淮东还仅仅是向佐贺氏、近乡氏及济州、东州以及高丽半岛的海阳郡输出兵甲而已。
林缚此时就着手大规模的建设濮塘铁场，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进一步减轻江宁及周边诸县所面临的压力。
由于江宁城聚集了大量的官绅，使得江宁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已有后世城市的雏形；相当一大批人，或直接为仆为役，或间接为这些官绅服务而维持生计。
战事不仅使江宁受到严重的摧残，江宁官绅也受到严重的打击。永兴帝东归以来，自太后以下，江宁官绅富贵，都被迫节俭过活，江宁城的城市经济就遭受重挫。
虽说张玉伯实施了许多赈济手段，但在战后，十五六万的城坊户对江宁来说，已经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
林缚一方面从江宁周边诸县招募农户迁往闽东安置，一方面恢复江宁附近的工矿等业，以吸收更多的剩余人口。
濮塘铁场及诸矿场的建设及河渠的挖掘，从江宁城直接招工就达五千户之多，也着实叫张玉伯缓了一口气。
当世，中枢财政主要依重于农事，便盐铁茶等业征以高额榷税，实际也是对农户的额外剥夺。林缚想开辟一条新路，而将中枢财政增收的视野放在工税及商贸之上，这里面的潜力，远远要高过靠天吃饭。
扬子江流域密集的河网，为大规模发达船运提供便捷的条件，而低廉的运输成本，为商贸发展及工矿、工坊等业生产规模的集中、扩大，提供必备的条件。
生产出来的物料，甚至能以低廉的运输成本走海路输入海东及南洋地区。
在过去数年时间里，通过崇州往海东地区输入的物资，早期的丝茶，到近期的瓷铁等物料，已经能算得初级工业产品。
正是通过这些产品对海东地区的倾销，淮东每年才能从海东地区同时补入大量的皮料、米粮、铜银、桐油、骡马等战备物资。
而崇州海运发展到今天，甚至出现了专门到海岛采挖鸟粪的海船。
耕作积肥在当世已经是共识，但积肥的手段颇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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