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司令长官，包括被认为指挥全部盟军部队的永野修身和尼米兹在内，都处于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地位。既然他们不象南云那样必须作出关系成败的决定，他们就不可能犯错误。
当然，这不是为南云忠一开拓，按照事后的检讨，南云显然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在空袭马里亚纳群岛那天清晨，他没有作出充分的搜索部署。如果他早一点派出双相搜索，就有可能很快发现还没有被察觉到的中华太平洋舰队，这样南云可以先发制人，而不致挨打。至少在他知道阿拉斯加号”和夏威夷号的搜索机不能按时起飞后，应该立即派出别的飞机，填补搜索扇面的空白。当然，阿拉斯加号的第五号搜索机没能发现敌航空母舰(尽管这架飞机大概从敌航空母舰上空飞过)，是不能归咎于南云海军中将的。
南云的第二个错误是和他采用的把舰载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的方法有关的。每次攻击波都是从六艘航空母舰上按比例抽调出来的飞机编成的，而不是由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一攻击波，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二攻击波。虽然同时使用六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回收的时间，但在收回飞机和紧接在收回飞机之后的时间内如遭到敌机攻击时，必然增加了脆弱性，因为那时四艘航空母舰全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能马上使自己的飞机起飞，以抗击敌机的进攻。同时这还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机动部队都不能对敌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不管情况如何迫切需要。倘若南云只从三艘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去空袭马里亚纳群岛，让另外三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待机以备万一，他就不至于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缚住了。
南云的第三个错误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当他发现中华太平洋舰队有一艘航空母舰后，没有立即用全部飞机进攻。不管这些飞机装备的弹药是否合适，或甚至没有战斗机掩护，也应该出动。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诚然是很大的，但难道比正当飞机在甲板上摆着、手忙脚乱地加油和更换弹药时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不少冒点风险吗?南云难道有理由可指望敌人不在这最不堪一击的时刻来进攻?他不愿冒险派出没有掩护和弹药装得不合适的轰炸机去攻击敌人，结果是怎样呢?他所选择的办法结果是自己的轰炸机被敌机歼灭了，直至连反击一下以索回损失代价的能力都化为乌有了。山口多闻在这紧急关头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南云选择了自以为正统的和比较安全的方针，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注定要遭劫了。
南云的错误判断使他的机动部队在永野修身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以前就被断送了。换句话说，在日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运用其判断来影响事态之前，盟军部队就几乎已经彻底战败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永野修身和尼米兹是否也犯了象南云那样优柔寡断的错误?他的幕僚献策由他本人裁可的与敌人进行海上夜战来挽回战局的夜战计划，十分明显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多大希望。到最后被迫承认这项计划无成功的可能时，永野修身立即放弃战斗，认为败局已定，无可挽救了。
永野修身决定不采取那个方针，其所依据的理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不是推卸或力求减轻自己对失败负责的那种司令长官。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那么人们可以怀疑他企图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取得战果以冲淡马里亚纳群岛遭受惨败的打击。
在指挥安排上，马里亚纳群岛作战也有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盟军海军的传统、即作战时司令长官应亲临前线产生的。所以永野修身把他的大将旗挂在蒙大拿号上并开到海上以鼓舞作战部队的士气。显然，这种陈旧的观念是不符合现代海上战争要求的。
司令长官应了解全局并能对其所统率的全军通报情况和保持控制，这远比所牵涉的任何土气问题重要得多。
华人是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刘海江上将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争期间不是设在岸上，就是远离战场的大型航母上，最初是在菲律宾，后来迁到关岛。
永野修身和尼米兹自己既在蒙大拿号上，又由于一直到最后时刻对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舰只实行无线电静默，他就无法跟他的各部属舰队通讯。所以他不能把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最新敌情通报转给南云，也不能及时对作战施加任何控制。
如果日美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岸上，最好是设在交通和情报中心的东京或者夏威夷，使用无线电便不受限制，而永野修身和尼米兹不仅能把最新的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情通告他的部队，而且能始终牢牢地控制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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