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于防止饥荒很重视。
朱元璋当然知道一点。
那就是不给农民活路。
那是没有好下场的。
身死国灭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朱元璋自己就是因为没地方吃饭，所以才不得不起兵造反。
据明朝所修的《元史》所载在元王朝不足百年的历史中，光是各种大小自然灾害就有513次。
尤其是元朝末年，各地大面积持续的严重饥荒与地方政府救助失序，使得民怨与民乱无穷止境，最终颠覆了蒙元统治。
至正五年，身处大都的蒙元统治者对于各地因严重灾荒所造成民心崩溃危机局面，已是无能为力，他们深知“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
有着乞讨经历的朱元璋，可以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更要关心底层百姓的吃饭问题。
朱元璋可是想国家万世延续下去的。
自然非常重视。
朱元璋继位后就特别关注荒政，其后的数代明帝许是有着类似感受与认知。
同样注重荒政问题，所以明初时期，荒政问题相对于整个明朝历史并没有太大突出，解决得较好。
朱元璋经历过灾荒的这种痛苦，也十分了解百姓在灾荒中最需要什么，对于地方官员的行为也是嗤之以鼻，朱元璋在救荒思想中有着高度务实的精神。
措施一是大力建立备用粮仓，在每个村建立一个粮仓，平常不得使用，等到有饥荒的时候，拿出来用。
李佑也学起来，只不过为了避免明朝额度弊端，改为政府出资，从征收的粮食里直接播出一份存着。
而不是学明朝一样，每年从村民里征收，而等到要用的时候，却要收百姓的利益。
割百姓的韭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又会变成盘剥百姓的恶政了。
然后就是移民政策。
朱元璋把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手段，大力推行。
这项措施，其实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元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的时候，他看见临淮一带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当时刚好他打败了张士诚。
本身也有着削弱张士诚苏州统治中心势力的政治需要，于是就尝试着实行“徙苏州富民实濠州”的政策了。
李佑也这么做。
不过是把人多的地方迁徙到人少的地区。
把山地的百姓，迁到地势和缓一些的地区。
还给予开拓荒田奖励的政策。
规定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并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
然后为了保护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李佑再次推出政策。
充分肯定了先垦者的利益，明确了产权，消除了垦荒者的顾虑。
最后仿造朱元璋，建立起一系列维护百姓民生的政策，社会福利系统。
第一点就是比如养老政策。
明朝重视以孝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对养老问题也比较重视。
朱元璋深知养老不易，他自己的父母就是没有逃过饥荒的侵袭，饿死在街头，朱元璋当时甚至无法好好安葬他的父母，这也是朱元璋内心的遗憾。
为了能让子女安心侍奉老人，朱元璋下令，凡是家中有七十岁以上老者的，家庭中可以有一人免于杂役，安心侍奉老者。为了对敬爱老人的子女进行表彰，明政府还会时不时地发放衣物以示奖励。
针对没有子女的老人，朱元璋设立了养济院，凡是没有子女无法照顾自己的老人都可以进入养济院居住。
李佑照单全收。
经过这样的组合拳，这次饥荒算是被压下去了。
但是这次饥荒被压下去之后。
内政又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以后到底是使用法家还是儒家的问题。
最近广州出现了大问题。
李佑任命的都督陈佳是一个法家的爱好者。
由于岭南地处偏远，现在是着名的流放地，而不是以后的发达地区。
所以这里的人普通没有文化，素质低下，有分离倾向，民风彪悍。
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也多，所以局面复杂。
所以陈佳决定严刑峻法，再利用一派打另一派来分化地方势力。
挑拨官民之间的感情，鼓励相互告讦，所以百姓之间有很多怨仇。
陈佳为了绝对的控制，在原有的法律基础之上，加大力度。
采取绝对的法治。
于是整个岭南的百姓，上到官员下到贫民，人人有官司，家家有仇人。
所有人都习惯了用打官司来解决问题。
互相举报，升堂打官司。
牵扯了无数精力。
裹挟着岭南整个官僚系统举步维艰。
无数的百姓开始钻研律条不是为了犯罪，而是钻律条的空子，给自己捞好处。
用李佑的话说，这就是在犯罪边缘不断试探。
李佑也是在奏折里看到的，主要是太夸张了，处十年以上牢狱的其他地方加起来不过一万多人。
可是广州一地就有三万多。
绞以上的也是其他地区加起来的几倍。
李佑感到头大，命令侦捕卫调查后，李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不由叹了口气。
法家被统治者抛弃，那是有原因的。
法家可不等于法治。
法家的核心其实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那一套，强调君主的权力集中和令行禁止。
法家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性来建立秩序，主张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和重赏来御臣治民。
法家不指望人们爱戴和忠诚，它认为人们畏惧、服从就够了。这正合于马基雅维利所说：“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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