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已经攻下棣州。
黄风马不停蹄，兵不血刃占领沧州。
此时整个中原。
只剩下刚刚从高句丽西返的部队了。
既然要拖回来打内战，那么高句丽自然不能再要了。
李治多年的军事行动，使得高句丽终于走向了灭亡。
这原本是他的执念。
史料记载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曾对左右大臣讲：“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不遗后世忧”，或许，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隋唐两朝不断征讨高句丽的原因。
此时统帅这只队伍的主帅，是李楷固。
听此人的名字，不要以为他是李唐的宗室。
他是前文所说的那位契丹领袖李进忠的部下。
打不过娄师德。
最后李楷固和副将骆务整一起投降了武周。
受爵“燕国公”，是整个武周东北蕃将群体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员。
之所以姓李。
自然是武则天赐姓。
但是为何不赐姓武就不得而知了。
说起来，在安史之乱之前。
少数民族做中原的将领那是家常便饭，汉朝时，北伐匈奴的时候就有不少匈奴当地人加入汉军。
这并不稀奇。
再加上从唐建立以来的背景。
这更是无所谓。
唐初东北地区主要的民族有高句丽、契丹、突厥等，这些民族共存蕃息，相互竞争，彼此往来，在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上，时而归顺，称臣纳贡。
时而敌对，兵戎相见。
构成了独特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相互渗透的统一体。
在初唐的几十年当中，唐朝对东北经略主要是围绕高句丽问题展开的，中央王朝对东北民族的策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以李渊时的“柔抚”为主的政策。
和以以李世民时的“战争”为主的政策。
李渊称帝后，由于唐朝草创，在隋末的战火当中，还存在很多亟需处理的中原的问题、内政的问题，而完成统一大业是唐初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对于周边的“蛮夷戎狄”，李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柔抚”的政策，如与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修好等。
双方不仅常常互派使臣加强联系，荣留王还制定了亲唐政策，恢复先王以来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朝贡。
不仅如此，东北边疆，还有突厥和臣属其下的契丹和奚，虎视眈眈，而此时亦不得不采取同样友好、安抚的政策，以保证边疆的安宁，得以抽出更多的经历经略中原。
在中原安定之前，唐王朝希望东北地区局势稳定。
因而，当建武朝贡后，唐朝君臣自是十分欣慰，愿与高句丽“就申好睦，静乱息氓”。
而之所以对高句丽这么好，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和高句丽恢复友好关系是高祖处理东北问题的一种策略，与当时国力、东北局势有关。
建立伊始的唐朝在分析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形势后，对高句丽实行怀柔与安抚的政策。
作为中央王朝的唐朝同时册封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的国王，在国力尚不足以左右东北亚局势时，对于东北亚三政权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这样既牵制了高句丽妄动的可能性和辽西的觊觎，更使高句丽不能与突厥等族互为联盟。
这种相对的战略平衡，对于唐朝集中精力经营西北、北方是大有好处的。
而到了李世民时期。
在边疆治理上一反其父的绥靖和柔抚政策转而以征伐的形式对周边民族进行征讨，对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征伐来说以对高句丽的经略为重心，主要是战争。
贞观初年，太宗派大军并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攻破突厥颉利可汗，随后又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势力，这是唐朝建国后对外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
与此同时，周边各族势力纷纷向唐朝投附，形成了“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的观念。
东北诸族亦不例外，高句丽亦与其他民族一道，朝贺唐朝。
但是后来因为复杂的政治原因。
高句丽被灭国。
但是不管是北唐还是武周，都无法对高句丽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
导致丢失的生态位自然有人填补。
那就是契丹。
契丹这支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属于唐朝东北边疆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时期，契丹族仍游牧于现在的河西走廊地区，其发展离不开唐朝的支持。
唐朝初年，契丹依附于突厥，中央王朝忙于统一的大业，而且奉行关中本位政策，无暇顾及东北边疆，契丹趁势侵扰北疆地区。
此时唐朝面对契丹的侵扰，在东北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与低调姿态的姑息政策。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唐朝迅速翦平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后，威震四方，加之此时突厥突利可汗对奚、霫等数十部“征税无度，诸部多怨之”，契丹也有同感，因此对唐态度发生了变化，迅速与唐朝建立友好联系。
总的来说，李渊时期，契丹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契丹处于主动一方，中央王朝此时忙于统一中原，对于契丹的所作所为没有采取主动性措施，以安抚为主。
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北疆地区还未形成统一局面，突厥与中央王朝相抗衡，契丹受控于突厥，想与唐朝建立联系必定受其阻碍。
唐朝尚未具备对抗突厥的实力，所以，唐朝对契丹推行不同于突厥的民族政策，即对契丹主要采取扶持笼络政策以牵制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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